原创新药的尴尬是创新现状的缩影

      作为归国的医学博士，丁列明凭借凯美纳取得了创业路上的巨大成功；但作为企业家，摆在他面前的，却是从新药审批、市场准入到进医保目录，乃至企业税负等等许多令人头疼的难题。审批慢，拿新药证书平均要等一年半；难进医保：很多患者仍用不上；税负高是创新药企面临的另外一大压力。      

      有报道指出，中国超过九成药品是仿制药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创新药物和仿制药的产值比大概为3∶1，而中国则是1∶3。可以说，中国药品产业的创新现状很不乐观。

　　资本具有天然逐利性，若是原创新药的收益不能大于成本投入，那么就不会对原创新药感兴趣，从只会在“短平快”的仿制上不遗余力，导致山寨药品泛滥成灾，“一个药物，多家仿制”的情况屡屡出现，厂商之间杀价竞争现象严重，行业盈利空间大大萎缩，甚至造成亏损。

　　从最近的修正药业事件来看，当药企处于一个低端而恶性的竞争环境中时，“控制成本”就会变成违规行为，生产出“正规的劣药”。由此看来，激活药品行业的创新力，培育中国自己的研发企业已然迫在收睫。然而，僵化的体制，却导致药品创新的风险增大，比如冗长而又复杂的审批程序，一个新药从立项、临床报批，到进入市场，大约需要几年时间，一旦上市又可能无法进入医保目录而致销售受限，同时在专利的保护上也存在诸多不足——新药专利保护期限，我国没有特殊规定，即发明专利保护20年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10年。美国、日本等国家的专利保护期限均为20年，而且还有专利补偿期限制度。

　　而这样的尴尬又何止于药品领域。中国经济无疑成就巨大，但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却一直未获根本性转变，一些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，依然被国外牢牢掌握，据说一些代工企业生产一部手机只赚几分钱，要生产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。不创新中国没有出路。

　　激活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离不开审批制度改革、行政效率提高等等，同时形成创新保护和激励的共识。什么时候，那些令原创新药企业家头疼的难题消失了，全社会的创新环境也才算是有了真正的改善。